“他说……他说：‘我给党员提四条建议’……”
“哪四条建议，向调查组的同志们详细汇报嘛！”
“第一条，修改党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改成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这么改，再动员群众帮助贵党整党时，贵党的大部分党员干部，较容易通过……”
“接着讲嘛。四条都讲完嘛！吭吭哧哧地干什么？”
“第二条，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党外人士组成。贵党自己监督自己，差不多等于不受监督。比如腐败现象，一旦整到自己头上，不是就整不下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么？……”
调查组的四个人全拿出小本儿记。
邢副厂长默默地吸烟，呷茶。
“第三条，贵党的领导干部，首先自己要继续相信社会主义。其次起码得证明自己的老婆孩子也是相信社会主义的。要不‘社会主义好’光留给老百姓体会，你们去体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老百姓怪过意不去的……”
“第四条更邪乎！说呀，看着我干什么？看着调查组的同志说！”
“第四条么，我想想原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噢，他说，劝贵党今后少谈点主义。老百姓从来不靠主义活着。过去穷苦农民跟着共产党打土豪也不是为了主义，是为了分田地。老百姓活得不好，这国家也没好。别把主义当成个玩不坏的玩意儿。还说，要是贵党非要谈主义不可，就多谈点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只这两个主义如今还跟老百姓有点关系。如果打日本来了个天皇，或者打英国来了个女王，能比共产党早五十年使中国富起来，我姚守义就带头不跟着共产党信马克思主义，而要信天皇信的那个主义，信女王陛下信的那个主义了……”
“听听，听听……”
邢副厂长大摇其头。那样子仿佛会突然拍案而起，高叫“哎呀，怎么得了！”
姚守义当时是在主持会议的邢副厂长三番五次的督促之下才发言的。他的发言引起一阵阵笑声。群众代表们笑，党员笑，干部也笑。只他自己不笑。那天他本不想参加这种会，他原指定两名工人作为第二车间的代表。临到开会，他们推三拒四说什么也不肯扮演代表的角色了。
一个说：“整屁党啊，帮着党整了几次啦。整出点起色了么？还不是越整，党的形象在群众中越灰不溜秋的？”
另一个说：“就是！趁早甭走这过场，拉鸡巴倒吧！往后这种角色，抬举别人好啦。我们不想入党，也犯不着在整党运动中显积极！”
连续三年的红旗车间，没有个群众代表乐意参加整党座谈会，当然有损红旗车间的荣誉。没奈何，他只得自己挺身而出。他一向自称“党外布尔什维克”，非党群众也习惯了如此看待他，以车间主任的身份充当车间代表，似乎也合情顺理。
会开得是相当之沉闷。党员不发言，群众代表们也不发言。尤其那些都有点以权谋私损公肥己的把柄攥在群众手中的党员干部，一个个摆出预备挨整的惴惴然如坐针毡的模样。而作为代表不得不参加这种会的群众，则根本不想面对面地揭他们的底儿。倒不是怕。一九八六年，群众什么话不敢说？是不屑于。一九八六年，被称作群众的最普通的中国人，似乎对什么事儿都不屑于了，评职称涨工资分房子之类的事儿例外。
用群众的话说：“犯得着么？”
“犯得着么？”也成了姚守义的座右铭。许多看不惯听了引起某种冲动的事儿，克制着性情冷静地问问自己——犯得着犯不着？也就都不大犯得着了。这是一种修炼。一九八六年，聪明点的中国人，都挺自觉地朝此涅槃境界修炼着。入厂的头两年，他很不安分。供销科科长将十几立方米的一等木料以边角料的处理价格卖给某县县长，他提意见。可报复他的不是供销科长，供销科长“犯不着”报复他。是群众。群众心里有数，不久便会从那个县运来一卡车精米，每个职工都能不花钱分上三五十斤。至于供销科长分多少？厂里的其他头头脑脑分多少？群众不计较。当官的有份儿，群众也有份儿，就叫为群众谋福利。群众学乖了，学得实际了。不像前几年那么古板那么教条了。反对这种事儿，也许很有斗争性，但究竟能图着个啥呢？屌毛灰也图不着。冒犯了当官的，杜绝了群众的一次便宜，非但“犯不着”，简直“何苦来”嘛！当官的恼恨你，可能还讲个姿态讲个涵养，不显山不显水的，群众恼恨起一个人来，足以使一个人陷入灭顶之灾。
结果是他受到了一次警告：几乎全厂的人串通一气儿似的，见了他都佯佯不睬，以看一个“鸡奸犯”差不多的那种眼光乜斜他，三天内没一个人跟他说句话。以后他才领悟到，那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温和的警告。
他三个晚上没睡好觉，彻夜反省。骂自己：活该！姚守义你他妈的以为你是谁？再有这种事儿你提意见你是全厂人的孙子！
他不是个傻瓜。一次小小的温和的警告，也使他学乖。北大荒返城知青那种愤世嫉俗敢于直言的勇气，他是从此鼓不起来了。连严晓东那种当年揭竿而起二十余万返城待业知青大游行的发起者组织者，如今也常常在现实面前三六眼观英雄气短了，何况他姚守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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